影片故事讲述哈莉·贝瑞饰演的母亲发现儿子失踪后，不顾一切地追击绑架了她儿子的绑匪，由此上演了一场追车和打斗好戏。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绑架游戏》是一个不尴不尬的存在。早在2011年，便已有中文版推出，却很少有人讨论它——看懂的人，会拍案叫绝，称它是“东野流”的代表作之一；没看懂的人，会反复追问：结局啥意思啊？东野圭吾究竟想说啥？这就是标准的“东野流”了。既有“新本格派”炫技式的周密、严谨，又有“写实派”的深刻、亲切。在日本，有人称这是“写实本格派”，但这就忽略了，东野圭吾的小说还有浓烈的后现代风格。也许，想概括东野圭吾的创作，除了“东野流”，实在没有更准确的词。曾以为，《绑架游戏》是无法影视化的。比如“人并不是为了一张脸而活——正是如此。但是对于人生来说脸却是很重要的。在各个阶段里，脸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这样精彩的句子，该怎样影视化呢？但《十日游戏》做到了，甚至做到了将原著《绑架游戏》的核心内容讲述的更接地气。从已播出的几集看，确有醇正的“东野流”韵味，只是韵味越正宗，解读起来就越难——“东野流”是用来烧脑的，囿于“故事怎样”“演员表现如何”“画面是否精致”“故事逻辑是否完整”等传统评判标准，很难产生那种“相遇感”。而东野圭吾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这种“相遇感”。显然，真正切入《十日游戏》，至少要过四关。首先，牢记细节：本格派高度重视细节，经常依此来逆转情节，看《十日游戏》，需处处留意。东野圭吾以本格派出道，中间10年陷入创作低谷。《绑架游戏》属于晚期作品，体现了“东野流”成熟期的创作成就。但相比于同期创作，《绑架游戏》更接近本格派——小说最后一章的大逆转，令人回肠荡气，让人心生“非东野圭吾，写不出来”之慨。改成影视剧后，因影视语言的信息浓度远高于书面文字，客观上分散了观众的精力。读书可以处处留心，看影视则很难如此。在《十日游戏》已播放的几集中，一些细节需特别注意，比如：当路婕（金晨饰）离家出走时，与跑步锻炼者发生碰撞，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这成为后来确认路捷死亡的重要证据之一，在原著中，这个细节具有极深的意味。于海（朱亚文饰）与路婕策划假绑架时，于海一度失控，将路婕捆绑。后将她释放时，用了一个相当不成立的借口（尝试绑架的滋味），路婕却信以为真。这背后也暗藏着阴谋，却很容易被忽略。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原著故事量不足，这是“东野流”独特的写法——不以故事为核心，更重视如何去讲故事。这就为影像化，设置了较多困难。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十日游戏》有不少精彩之笔，两相对照，方见匠心。其二，开放型人设：“东野流”笔下都是“无根人”，观众需突破传统的善善恶恶的审美习惯。东野圭吾的创作有“社会派”的特征。所谓“社会派”，是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推理小说（本称侦探小说，但二战后，日语改革，“侦”字被废弃，侦探小说遂改称推理小说）流派，通过“设谜—解谜”，揭示犯罪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引导读者关注社会不公正、制度缺陷、人性冷漠等问题。上世纪40到60年代，“社会派”一度成为推理小说的正脉。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作家所面对的，是一个缺陷明显的社会，通过道德反思、理性批判，可以改变，而东野圭吾则身处后现代社会，缺陷已系统化、凝固化，个体难以撬动。在后现代社会中，处处充斥着规则，都是专业人员制定出来的，具有高度合理性。这意味着：个体无从反抗，甚至连反抗工具（正义感、理性等）都被取消了。所以，东野圭吾笔下的人物大多没有是非观、善恶观，他们行善源于孤独，作恶只为有趣。他们把一切道德问题都转化为技术问题。在原著《绑架游戏》中，两位主角最终打了个平手，在惺惺相惜中，联手化解了危机。这就诞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个“看不懂”问题。如果习惯了作品一定要有褒贬、有道德立场、有好人和坏人，那么最好的选择是不要看“东野流”。“东野流”蕴含着悲悯——不论杀人者，还是被杀者，他们都是被操纵的可怜人。读东野圭吾的作品，常使大都市中的读者产生“这不是我的故事吗”的错觉。善恶非自定，红尘不自由，“无根”可能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状态。《十日游戏》准确地把握了“东野流”的“无根”脉搏，不论是于海，还是沈辉（刘奕君饰），乃至路婕，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以为在掌控生活，其实他们都是被掌控者。其三，不断变换的视角：在写作中，东野圭吾不断改变叙事角度，建构出“浮生若梦”“诸相皆幻”的意境。这种刻意的反清晰化写作，转化成影视，尤其难读懂。现代社会建构了一整套规训方式，通过教育、考试、选拔和社会文化等，使人们坚信——这个世界充满确定性，只要深入，就能发现其中“暗含”的因果关系。抱着这种偏执，则“东野流”便是有缺陷的。比如原著中，主角为争取投资，登门拉拢感情，正遇投资人的女儿翻墙逃走。翻墙时机是精心策划的，但投资人怎么能确定，主角会来呢？毕竟他的住址并未公开。这，显然是一个逻辑漏洞。可问题是，生活真的契合逻辑吗？没有巧合、神秘因素、概率等，人生还能称为人生吗？况且，推理小说有自身的艰难：普通小说过程确定、结果偶然，而推理小说却是反写的——结果确定、过程悬疑，这是推理小说不得不戴上的枷锁。所谓“本格派”，就是穷尽推理，全力与读者“捉迷藏”，往往落入“为悬疑而悬疑”的窠臼。东野圭吾则删繁就简——在结构上，保持了高度的悬疑性，在细节上，则力求明白如话。在叙述中，东野圭吾大量采用倒叙、插叙、多线索等技巧，使相对简单的故事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写作方式给了作家极大自由：头绪多，则后期处理时，很容易捏成一体，既保证了紧张，又相对易读。这种结构源于后现代小说，博尔赫斯、福柯、村上春树等作家开篇时，常展开数条叙事线，最终只将其中一个写完整，其他则作为断线，堆砌在文本中。这更具写实性，因为生活中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更多是半故事，乃至片段。后现代小说不太被读者认可，转化成影像作品，就更显跳跃性。只有那些曾深入观察过生活的人，对过于完整叙事的虚伪到不满的人，会沉醉于《十日游戏》的节奏，它伤感、无奈、眩晕而孤独，似乎很清晰，但事实上，我们永难参透其中的奥妙。其四，对心理空间的把握：东野圭吾的作品能抓住读者，因为在物理空间之外，他擅长营造了一个心理空间，带来强烈的紧张感，但对读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读故事转向读人。把人的愿望、恐惧、偏执等加入到故事中，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同样上梁山，鲁智深就是比较痛快，林冲则比较磨叽，因为二人性格不同。即使知道野猪林将发生什么，人们也会为被那段文字带节奏，因为危机并非瞬间到来的，而是沿着林冲的性格缺点，一步步靠近。然而，《水浒传》是用白描写完这一段的，较少心理描写。身在危机中，林冲、鲁智深的内心活动是什么，读者只能自己去琢磨。相比之下，日本传统文学有私人倾诉的传统，后在欧陆自然主义小说的冲击下，发展为“私小说”。其结果是，日本读者更有耐心阅读心理描写，中国读者则往往觉得太琐碎、太啰嗦。东野圭吾的原作基本由对话构成，背后暗藏着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对情节发展产生着决定性影响，比如：于海内心孤独，源于缺少爱的家庭环境；沈辉老谋深算，则源于生活的磨砺。二人都对人性丧失信心，这为他们之间博弈、下套、妥协，提供了动力。在《十日游戏》中，朱亚文、刘奕君的表演堪称精彩，保留了原著中最深刻、最精彩的部分。但它能不能打动观众，就是另一回事，因为这需要观众具备从“我们”中，把“我”拔出来的能力。只有“我”，才能感受到真实的苦痛，而“我们”却无法做到。这意味着，想被《十日游戏》打动，还需在灵魂上补太多功课。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一方面，很多前现代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许多现代化大城市中，人们正在遭遇后现代问题。不同问题混杂在一起，很难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独特的氛围中，《十日游戏》成为一部挑选观众的戏，能超越自我限制、不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观众，就能沉浸其中，得到它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