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诗级”大导演

大卫·里恩之为“史诗级”大导演，原因有二：

其一，他导演的《桂河大桥》（1957）、《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日瓦戈医生》（1965）、《印度之行》（1984）等作品，都是史诗片的经典之作。在我心中，大卫·里恩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史诗片导演，而《阿拉伯的劳伦斯》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史诗片。

其二，史诗片之外，大卫·里恩还留下了《相见恨晚》（1945）、《雾都孤儿》（1948）等诸多佳作，他的电影成就足以使他成为殿堂级的电影大师。在BFI于2002年评选的“世界顶级导演”中，大卫·里恩位列第九位。

2、最后的“史诗巨制”

大卫·里恩以史诗片著称，而《印度之行》是他的最后一部导演作品，这是他最后的“史诗巨制”。

大卫·里恩以《桂河大桥》开启其“史诗生涯”，以《阿拉伯的劳伦斯》奠定其“史诗风格”，《印度之行》则是其“史诗终曲”。

与当下的CG大片比，大卫·里恩的史诗大片最明显的特点是“手工制作”、“实景拍摄”。在大卫·里恩的时代，CG特效还没有出现，大卫·里恩影片中的宏大场景，都是“实景拍摄”的，而影片中精致的布景，都来自美术师、建筑师等匠人的“手工制作”。

大卫·里恩又是一位精益求精甚至吹毛求疵的导演，所以，他的史诗片拍摄周期都非常长，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拍摄周期便长达20个月。

《印度之行》之为最后的“史诗巨制”，也意味着大卫·里恩所代表的史诗片时代的彻底的落幕，此后再无如此“手工感”十足的史诗片了。

3、当文学经典遇上电影经典

大卫·里恩式史诗片的四部代表作，无一例外全是改编自文学名著。

其实，大卫·里恩一直是一位很喜欢改编文学名著的导演，他在四十年代便改编过狄更斯的两部小说：《孤星血泪》（1946）和《雾都孤儿》（1948）。

而且，大卫·里恩非常擅长改编文学名著，他的改编履历上几乎没有失败之作。其中，《桂河大桥》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改编都可以说是超越了原著的——如今，这两部作品已经成为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而它们的原著只是一般的文学名著。

E·M·福斯特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一生写了六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是经典之作。他在20世纪世界文坛的地位与大卫·里恩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印度之行》的改编，是文学经典遇上电影经典，也是文学大师遇上电影大师。

E·M·福斯特生前是不太“信任”电影的，所以，在他生前，他没有一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1970年，他去世后，他的六部长篇小说中的五部，陆续被改编成了电影：《印度之行》（1984）、《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莫里斯》（1987）、《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1991）、《霍华德庄园》（1992）。唯一没有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是《最漫长的旅程》，这是E·M·福斯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其自传色彩最重的小说。

五部电影中，有三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莫里斯》、《霍华德庄园》）是美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导演的，而且这三部影片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詹姆斯·伊沃里称得上是E·M·福斯特的电影代言人。

而大卫·里恩则是改编E·M·福斯特小说的始作俑者。有趣的是，小说《印度之行》是E·M·福斯特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1924），而电影《印度之行》是大卫·里恩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它们这“最后的”相遇似乎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

4、严谨而不失自我的改编

1970年，大卫·里恩拍完《瑞恩的女儿》后，有约14年时间没有执导剧情片。也就是说，在执导《印度之行》之前，大卫·里恩其实已经处于退休状态。

退休了的大卫·里恩有着充足的时间来筹拍《印度之行》。他先是去印度旅行并实地考察，然后在新德里住了下来，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打磨剧本。

年过七旬的大卫·里恩，其精力明显不如五、六十年代了，而《印度之行》又是一部完全在异国拍摄的影片，对导演及整个剧组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为了保住创作上的“晚节”，大卫·里恩唯有慢工出细活了，所以，他花了充足的时间去筹备和打磨剧本。

大卫·里恩对《印度之行》的改编一如既往的严谨，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原著束缚的导演，他的改编并没有完全忠实于E·M·福斯特的原著，比如电影的结局与小说是有较大的不同的——对故事，对人性，大卫·里恩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但大卫·里恩对原著中关键情节或核心精神的改编，是尽力做到保持原貌的。影片中的洞穴，是神秘的漩涡，也是人性的分野，原著中没有“真相大白”，电影同样没有给出答案，精准地留出了原著中的留白。

5、阶级的壁垒

从小说到电影，《印度之行》都是一部英国绅士式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省的作品。

英国自我标榜为“绅士的国度”，但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实在不怎么“绅士”，而是充满了斜视、鄙视与歧视的。

马拉巴山洞事件后，英国驻当地行政长官杜顿先生对大学校长菲汀先生说：“我在这里生活了25年，深知若有英国人和印度人过从甚密，那注定会有劫祸。”

从影片的故事来看，“劫祸”是“注定”会有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人的偏见和恐惧——“白人的外貌对有色人种总是存在吸引力”和英国人的高贵不可侵犯。

善良的摩尔太太和好奇的葛丝小姐代表着试图打破阶级壁垒的人道主义的力量，但彼情彼景，加上意想不到的事件，她们的善意其实激发了阶级壁垒双方的直接对抗。

大卫·里恩毫不客气地表现了英国人的傲慢与虚伪，但也不掩饰印度人的卑微与混乱。

阿齐兹不过得到摩尔太太和葛丝小姐的一点点友善的亲近，却不自量力、好大喜功地招待她们去马拉巴山洞旅行——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其实凸显了他在殖民统治下的卑微的扭捏之态。

阿齐兹本质上是一个软弱且缺乏主见的男人，他被释放后，迅速膨胀，非但没有理解葛丝小姐的苦衷，更拒绝了来自菲汀的真正的友谊。

从刚抵达印度的穿过市场，到马拉巴山洞旅行的蜂拥而入，再到对抗殖民法庭的民众集会，印度式的混乱无处不在——这样的混乱在今天的印度依然随处可见。

阶级之间有偏见，但也有文明的差异。

从E·M·福斯特到大卫·里恩，他们其实都以一种相对平等的视角去描述两个阶级中的人们，这很英国，也很绅士。

6、人性的黑洞

山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齐兹无法辩白，葛丝小姐说不清楚，向导不知所云。没有人知道真相，甚至，可能E·M·福斯特和大卫·里恩也不知道——因此，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真相。

摩尔太太和菲汀先生坚持以人品推断事件，其他英国人坚持以偏见判断事件，印度群众以愤怒诠释事件，印度教授哥博利则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他才是洞悉一切的智者？

鳏夫阿齐兹紧紧拉住葛丝小姐的手，那一刻，是他们的“肌肤之亲”，也是葛丝小姐重新审视她和朗尼之间的关系的时刻。这是影片中最暧昧的段落，眼神、光线甚至他们脸颊的汗，都散发出暧昧的光与气味。

接下来的洞穴之中，是眩晕？是幻觉？还是欲说还休？

而葛丝小姐的受伤与情绪失控，更加神秘。

真相在洞穴中已经被吞噬，人性同样在黑洞中迷失，难以捉摸。

7、神秘的印度

E·M·福斯特1912年到1913年间，曾在印度游历。这段时间的游历给他提供了写《印度之行》的基本素材。但印度之大，印度文化之深，E·M·福斯特难以参透，所以，他在书中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谜。

影片开拍前，大卫·里恩也在印度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这段时间的生活也使他认识到，印度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僭越”原著中的“神秘力量”——这是尊重，更是理解。

哥博利在故事中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他也是一位身体力行践行“神秘的”印度哲学的大学教授。

阿齐兹向摩尔太太和葛丝小姐大力推荐马拉巴山洞的时候，作为曾游历山洞者他语焉不详，其实是给出明确的暗示。出游当日，他故意误火车，更自谓知此行不祥。山洞事件发生后，他在菲汀面前表现得对事件及阿齐兹皆漠不关心，理由大概是“你关不关心，它已经发生了，它就在那里”。摩尔太太坐火车离开，他却在车站祈祷，给了摩尔太太一个“临终送别”。在这些情节中，他都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冷漠的“智者”。但当阿齐兹和菲汀“断交”（“断交”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之后，他又充当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中的牵线者，帮助他们重逢，最终也解开了阿齐兹和葛丝小姐之间嫌隙。

对摩尔太太和葛丝小姐的“印度之行”，哥博利仿佛一个知晓一切的“先知”，他一方面恪守“天机不可泄漏”的“先知守则”，另一方面其实也在悲悯地注视着这一切。影片的最后，事过境迁，“先知”走进了人间，担起了“化解”之责。

哥博利看似与其他印度人不同，其实，他骨子里是最传统的印度人，敬畏天命，顺其自然。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代表创作者对印度人的理解。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印度人皆由印度演员出演，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哥博利，他其实是由英国演员亚利克·基尼斯扮演的。

亚利克·基尼斯是大卫·里恩的老朋友了，在《印度之行》前，他们已经合作过五部作品。他素有“影坛千面人”之称，他演哥博利确实能演出不少印度人的神采，对许多观众来说，足以“以假乱真”了。

这个角色的选择，似乎不只是亚利克·基尼斯与大卫·里恩的私交，也代表了“英国人视角下的印度人的样子”。

8、吹毛求疵的大卫·里恩

一如大卫·里恩之前的“史诗巨制”，《印度之行》在色彩和视觉效果方面，仍然堪称完美。

在色彩和视觉上，大卫·里恩确实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导演。

影片开始那场穿过市场的戏，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混乱而热闹），大卫·里恩让剧组“再造”了一个真正的市场，让几乎所有的群演都在“真实的场景”中表演。

大卫·里恩不仅对场景要求高，对细节也几乎是从不妥协的。

影片中有一场戏，前景、中景都非常完美，却因为后景角落上出现了一条晾在绳子上的小红布（在影片中是虚焦的）——破坏了场景和色彩的“和谐”，被要求重拍。摩尔太太在火车站走的那场戏，因为摩尔太太的头巾与火车站部分墙体的颜色大体一致，缺乏对比感，同样被大卫·里恩要求重拍。还有，影片中的火车头原本是黑色的，但大卫·里恩认为红色更为好看，便涂成了红色——事实证明，这么一改，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其实，这些细节普通观众根本不会在意，但大卫·里恩就是这么一个吹毛求疵的导演。

但大卫·里恩也有妥协的时候。

阿齐兹和菲汀重逢的场景中，大卫·里恩其实是希望拍到雪景的。奈何其时离下雪的日子还太远，在制片组坚持要求杀青以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大卫·里恩只好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他在没有雪景的情况下，也拍出了印度的“阴冷”。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最初给予《印度之行》的制作预算是1000万美金，但影片最终完成后，总成本却达到了惊人的1800万美金。多出来的800万美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大卫·里恩的吹毛求疵买单。

当然，没有大卫·里恩的坚持，也不会成就这部经典之作。

9、渊源

《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主汤玛士·爱德华·劳伦斯和E·M·福斯特是挚友，他们之间曾长期通信。

《阿拉伯的劳伦斯》虽然是伟大的电影作品，但其对汤玛士·爱德华·劳伦斯的塑造并非完美，为了故事的可看性，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精神世界的探索——在精神层面上，E·M·福斯特可能比大卫·里恩更了解汤玛士·爱德华·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