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来自比利时的著名电影人达内兄弟凭借新片《年轻的阿迈德》，几乎波澜不惊地夺得了最佳导演奖。这已经是这对导演组合第八次入围戛纳电影节。

从1999年的《罗赛塔》开始，二十年间他们的所有作品均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几乎每部电影都有所斩获。

除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之外，他们还收获过最佳导演奖、最佳剧本奖、评委会大奖等主竞赛单元的几乎全部奖项。 这样的成绩，在戛纳电影节漫长的七十多年的历史中都是不多见的。

达内兄弟中的哥哥是让.皮埃尔.达内，弟弟是吕克.达内。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趣的是，这对导演兄弟都不是学电影专业出身。哥哥皮埃尔大学学的是戏剧，他在剧场度过了多年时光，做过演员、副导演等工作。弟弟吕克则拥有哲学学位，平时喜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最早将这兄弟俩连接在一起的是纪录片。

比利时是一个有着纪录片传统的国家。在比利时国立电影学院里，学生们最初学到的课程不是摄影构图和剧本写作，而是观看纪录片和上街去拍摄。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达内兄弟开始了纪录片的创作。

他们早期的纪录片《夜莺之歌》、《当莱昂的船在默兹河首航》等作品，都立足于他们的家乡瑟兰，展现了工人们工作的过程以及工业对城市的影响。

从他们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中，我们已经能隐约看到达内兄弟日后扬名国际影坛的两大元素：纪录性与戏剧性的结合以及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视角。

弟弟吕克.达内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很多电视节目以底层人物为蓝本，用夸张讽刺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处境和行为，以博取观众的笑声。越是接近社会底层的观众笑的越厉害，流露出对衰败的恐惧。而越是远离底层的观众，笑的越含蓄，更带着某种同情。”以吕克.达内这句话来看，达内兄弟的电影其实是彻底的，由“远离底层”的人拍出来的作品。

早在1995年拍摄《一诺千金》时，达内兄弟的电影就已经在关住欧洲非法移民的问题。当然，这种关注是同情式的、悲悯式的。之后他们影片的主题又逐步扩散至失业问题、福利保障、家庭破裂等一系列社会痼疾，堪比底层社会的一面反光镜。而1999年的电影《罗赛塔》，更是干脆促成比利时政府出台了“罗赛塔法”，以保护青少年工人的权益。

《罗赛塔》剧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达内兄弟作为左派知识分子，想要参与社会、改变社会的精英意识和责任感。

而他们影片在美学上亦是极为克制和含蓄的。

达内兄弟电影中的人物绝少有痛哭和大笑的时刻，他们的镜头尽量避免对于情感的直接表现，而重点作用于人物思考的过程和事情的结果。构图虽然很紧，但并不长时间停留在人物的面部。镜头总是不断的在人物之间游走，通过大量的画外空间来交代内容，让观众在脑海中自我完形。他们甚至为了不煽情而经常拍摄人物的背影和脖颈。如电影《罗赛塔》就有许多摄影机在人物背后的跟拍镜头。

《罗赛塔》剧照

用达内兄弟自己的话说，颈背是人身上最脆弱又最有魅力的部位。

从《罗赛塔》到《孩子》再到《无名女孩》，达内兄弟电影中的人物大多数时间都是紧绷着脸，眼睛很少左顾右盼，几乎很难从表情上看出内心的波动。这种对表演的最小化处理，类似布列松的“去表演化”，带给了影片一种肃穆的气质和自观内省的精神力量。

《孩子》剧照

达内兄弟对于底层人物的塑造绝不是简单的“移情”。因为过分的“移情”会带来“同情”，而“同情”本身是一种“观淫”，会让观众丧失掉冷静思考的能力。

吕克.达内在日记里说道：“……为了这份感情不带有自恋的成分，罗赛塔必须不让观众把看到的影像自我投射……她要时不时的拉开距离甚至讨人厌，不去刻意吸引观众……观众能够反思剧中人的痛苦经历，这也是艺术重构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罗赛塔》中的女孩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设计诬陷爱慕她的那个男孩；

《单车少年》里的小男孩不仅抢劫，还刺伤了一直照顾他的陌生女人；

《孩子》里的布鲁诺，当他得知自己女友生下一个孩子后，不是照顾自己的孩子，而是要卖掉孩子来换钱。

《单车少年》剧照

这种人物巨大的“缺陷”，带来了类似于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观众并不能完全的移情主人公，因此有了客观的视角，能够更好的反思是什么导致了事情的发生。这正是达内兄弟电影的精妙之处——尽量留给观众选择的权力，引导观众主动负起社会责任。

与达内日记中所说的那些把底层人物的故事夸大化来博取关注的大众媒体相比，达内兄弟的电影显然高出了不知多少个数量级。当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白左”精英思维。《无名女孩》中的那个因为自己晚上没有及时开门，而认定自己对一个黑人女孩的死亡负有责任的白人女医生，几乎可以看作是达内兄弟心中的理想化身。

《无名女孩》剧照

比利时作为欧盟的最初发起国之一，其首都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政府所在地，而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堪称“欧洲首都”。而作为比利时人的达内兄弟，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代表着整个欧洲来思考问题。而欧洲作为现代精神的策源地，某种程度上说又代表着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走向。

如果把世界电影版图比作一个中学班集体，那么达内兄弟就如同一位团支部书记，代表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但是达内兄弟电影的成功又绝不仅仅是政治正确的后果，他们在电影工艺上的造诣也同样登峰造极。如果我们把李安的电影称作“优等生电影”的话，那么达内兄弟的电影几乎可以称作是“状元郎电影”。

达内兄弟曾谈到他们极端厌恶虚假的戏剧性，他们不要故事，只要状态。但我们却看到他们的每部电影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戏剧性。

从《一诺千金》里的掩盖尸体，到《罗赛塔》中的自杀，再到《孩子》里的贩卖婴儿，达内兄弟的电影里总包含着人类社会的最极端情境。但是他们却把这种极端的戏剧性溶解在了最透明的纪录性之中。

《单车少年》剧照

达内兄弟的电影，可以说是最“无导演”的电影，最无风格的风格。为了逼近这条生活的渐近线，他们不仅要对演员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排练，甚至在片场时也会反复重拍，直到这种生命力自己跳进摄影机为止。

与很多人印象中的不同，达内兄弟很少使用非职业演员，而大多是长期合作的职业演员。如御用演员奥利维埃.古尔梅和杰瑞米.雷奈尔，他们在达内兄弟的多部影片中扮演了多个性格迥异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真实可信。

杰瑞米.雷奈尔

奥利维埃.古尔梅

甚至连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出现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时，也完全褪去了平日的光环，化身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工。

玛丽昂.歌迪亚在影片《两天一夜》

达内兄弟从不是被动的等待真实、记录真实，而是主动的创造真实。

为了创造这种真实，他们所有的电影都是按照剧本顺序拍摄，而不是按场景、地点来规划拍摄。这种拍摄方法可以让演员更好的进入情景，而且也为现场的即兴创作留下了更多可能。

《年轻的阿迈德》剧照

他们喜欢在拍摄时根据故事的走向改动剧本，但这无疑会增加大量的拍摄成本。并且，一部看起来可能很简单的电影，他们往往要拍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拍完后场景不拆，如果在剪辑时发现不对他们立刻就要重拍。

与我国惯常的电影制作流程相比，达内兄弟的这套办法堪称奢侈。但是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的确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影像生命力。这再次打破了很多人的印象，即：达内兄弟拍摄的并不是小成本电影，他们拍摄的是标准的“工业化艺术电影”。既遵循了艺术电影的创作规律，也达到了极高的工业水准。

《年轻的阿迈德》片场

这对“状元郎”兄弟付出努力的结果就是两次捧起金棕榈奖（第52届《罗塞塔》、第58届《孩子》） ，考虑到他们的年纪还不到七十岁，未来再获大奖也并非不可能。

在当今国际影坛的这个班集体里，达内兄弟可以说既是政治绝对正确的团支部书记，又是功课门门第一的学霸。但是这个完美的设定，却并不一定最受普通人喜爱。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远不如放荡不羁、好恶分明的浪荡天才有魅力。

达内兄弟的电影虽然优秀，却也显得不够“性感”。在电影节的聚光灯下，昆汀和阿莫多瓦总显得比他们更出风头。

不过对于电影这门以“物质世界的复原”为基础的艺术来说，达内兄弟的电影就像天平上的刻度一样为人们提供着标准。

其实皮埃尔和吕克这对非电影专业出身的兄弟，本身并没有掌握什么特殊的电影技法。他们只是固守着自己的界限，坚持做自己的东西，并把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他们如同一对手工艺人，日复一日的打磨着自己技艺。

这种匠人精神，大概就是他们成为戛纳王者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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