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伦德在《身不由己》中的故事，都是本来日常不起眼的小事，到最后却变成了棘手不堪。而它的作品又不像科恩兄弟中的小事闹大，最终变成一桩罪案。而是关于道义上的，关于衣冠楚楚的人物，他们在故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尴尬，但这种难堪更多隐匿于无形，最多让人笑一笑，变成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事。

里面最容易看懂的，是那个瑞典老明星的回家路，她不小心打烂了车上的窗帘，但又不敢讲出来。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司机硬是不信邪，一定要找到那个不愿意说出来谁干的那个人。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事情，但因为时间变长而越来越不敢讲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她的明星地位作祟，让她不敢丢脸；或者她在刚开始没有讲出来后，后来如果再承认，会引起大家的公愤：“为什么您不能早点讲呢？”。总之不管怎样，司机和乘客就这样僵持下去，变成了一件“麻烦事”。

奥斯特伦德喜欢在电影中拍摄人的“道德底线”，在《游客》中他就很集中的讲述了单独的一个道德困境。但在《身不由己》中，他还是在用他比较粗粝的方式来讲述。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两个女孩挑逗电车上的男人的故事。

这个场景中，我觉得观众很容易就会被两个女孩无礼、粗鲁的行为而感到愤怒，虽然那个叫肯尼斯的男人一直服从着他们的要求，甚至笑嘻嘻的对他们说话，但故事在进展中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出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他对这些人的忍耐程度，甚至也是导演对正襟危坐的观众们临界点的“挑逗”，这种挑逗在哈内克的《巴黎浮世绘》里也出现过，而且奥斯特伦德的下一部电影重新利用了这些素材，把它变成了一种“忍耐”，观众们要和主人公一起忍耐下去。

这种挑逗的危险性，我觉得在于这些挑逗的人并没有做任何对你有害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把你当腼腆的小孩一样，对你进行调戏，但是又不恶语相向，也没有大打出手，它只是在说话。但在对话过程中，你很难不被这种语言所激怒，特别是“有面子”的人来讲，这种语言上的调戏让人很不“体面”，但你要真发起火来，全部的错又都在你身上。因为，别人并没有做什么伤害到你的事啊，所以我们在“忍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社会给予的体面与地位带来的道德感的不适应，这也是另一种“身不由己”，即道义上的不适感。

但奥斯特伦德虽然喜欢调戏观众，但他跟奥地利大师迈克尔哈内克不同的是，他不恶。反而他拍的很多场景非常好玩，甚至非常坏，就是那种喜欢黑别人的那种幽默感，但内在又会有一条很清晰的思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拍电影。这就是欧洲导演独有的一种思维，他完全会遵循自己的思路在拍摄电影，包括那些晦涩的和一些层次比较高层次关于道德方面的探讨，它都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让观众在他给出的故事中自己选择答案。

比较好玩的，一个是那个酒醉的晕过去的女孩，当她的同伴全部被车主一哄而散后，车主看到她躺在那里，他一脸懵逼的样子以及她的同伴完全忘了她这个人的奇葩感；还有被朋友“口”了的那个男人，和老婆在车上左右为难，是生气又不生气的委屈劲；还有家庭会议上一片欢乐气氛，却在老爸被烟花射中后变成了惊吓。

这种事情都是平常事中发生的不平常事，正因为我们都觉得应该平常的进展，却变得麻烦不堪时，就很难不感觉到尴尬。而“体面人”有时最怕的不是事情，而是这种尴尬让人影响了他刻意而为的“体面”，那就非常的扎心了。

在最后，镜头跟随急救车快速地在街道上行驶时，这并不只是电影在增强故事的悬念，我们仿佛在瑞典的大街小巷中，目睹着荒谬和尴尬慢慢扩散，最后蔓延进了每一个家庭中，这也是导演在这部小品中想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