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第四届大学生数字影像大赛山东省第四届大学生数字影像大赛

【1942专题】1942：大饥荒中没有缺席的新闻人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伟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的实地采访文章，原题《饥饿的河南》。总编辑考虑到当时的新闻环境，改标题为《豫灾实录》，即使这样，《大公报》同样被停刊3天。复刊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停止对饥荒的报道，也正是《大公报》、《前锋报》等媒体的追踪报道，为1942年河南饥荒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张高峰没保住“饥饿的河南”
2011年岁末，北京微冷的冬天，在东城区安德路《工人日报》社的办公室里，报社副总编辑张刃与我们聊起了往事。最终我们的话题，落到了张刃的父亲张高峰，和七十年前河南大灾期间，那次著名的《大公报》停刊事件。
1942年的重庆，这座中国腹地的山城，已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指挥核心。1938年，著名民营报纸《大公报》便已从天津、汉口辗转迁至重庆，时任总编辑是王芸生。1942年12月，重庆《大公报》派遣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通讯记者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张高峰，原名张之俊，天津芦台（今天津市宁河县）人。1938年参加了对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1940年进入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接到报社任务，张高峰立即从重庆出发，前往河南前线。“日军当时没有打到四川去，但是水路被封锁了。”张刃说，父亲只能走川陕公路。由陕西入河南时，张高峰看到“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张高峰决定把此次采访行程的重点，从报道战事，转为报道河南灾情。
在洛阳火车站，灾民们扒火车逃往西安方向，只为了一口活命粮。
一位年轻人对张高峰哭诉：“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出于同情，张高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谁知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
“难民登记站”四周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撰写的长达6000字的灾区报道，题为《豫灾实录》。文章大胆披露了河南灾情的惨烈，大声疾呼政府救灾，并揭露了地方政府在灾区逼粮征实的残酷行径。
张刃回忆，父亲曾对他讲起，这篇文章本想叫做《饥饿的河南》。“他就是想告诉全国人民，河南人民没饭吃了，要饿死了。”
但是，这个题目太扎眼。总编辑王芸生考虑到，在当时的新闻环境下，为灾民发出声音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最终给这篇文章定了个“比较客观、中和”的题目：《豫灾实录》。
这篇灾区报道发表的次日，王芸生根据这篇报道撰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文中提及政府在灾区逼粮征税，灾民命悬一线，王芸生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此文刊出后，蒋介石为之震怒，亲自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李蕤只用过一次“流萤”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者宋致新家中，我们谈起了宋致新的父亲李蕤，七十年前那一次艰辛的河南灾区采访之行。
李蕤原名赵悔深，生于河南荥阳贫苦农民家庭，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李蕤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李蕤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聊以糊口度日。
1942年12月，李蕤去西安出差，亲眼目睹了大批灾民从河南往西逃荒的凄惨景象。在西安停留期间，他写了一篇灾区通讯，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国民党政府那时候封锁消息，稿子不知往哪里发。“后来他看到南阳有一家《前锋报》，大灾期间经常发一些关于救灾的社评，他就想把这个稿子寄过去试一试。”宋致新说。
2012年1月9日，我们走进河南省南阳档案馆。在原档案馆馆长张怀珍引领下，在档案馆三层的重要档案展厅，我们找到了70年前出版的《前锋报》原版报纸。
《前锋报》是南阳一家民营小报，创刊于1942年元旦。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这份被当地人称为“小公报”的报纸，在河南大灾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
1943年2月19、20两日，《前锋报》连载了《无尽长的死亡线》，随后社长李静之还亲自给李蕤写信，邀请他作为特派记者，从洛阳沿陇海线逆行向东，到灾情最严重的巩县、偃师、荥阳、汜水、郑州一带进行实地采访，继续写一些披露灾情的报道。
妻子宋映雪得知此事，心里却很是矛盾。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1940年，李蕤因参加胡愈之、范长江组织的“国际新闻社”并担任“国新社”洛阳站站长，被国民党劳动营逮捕入狱，后经另一位“国新社”成员曹仲植搭救，才得以出狱。
在宋致新家中，我们见到了她的母亲、99岁高龄的宋映雪老人。时至今日，每当提起70年前河南大灾期间的人和事，老人仍为之动容：“那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
大灾之年，社会秩序混乱，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李蕤家中上有老母，大儿子赵致真又刚刚降生不久。但面对大饥荒的惨状就能坐视不理吗？李蕤感到，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种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真是比死还要痛苦。
“我说你们拿笔的人，整天东奔西走，碰得头破血流的，能起点啥作用呢？也不过就跟萤火虫一样，发出一点一点的亮光。李蕤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明知道也没有作用，但也还是要飞来飞去。”宋映雪老人回忆说。
宋映雪早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是一个与丈夫志同道合的知识妇女。经过再三思考，她决定支持丈夫的灾区之行。
此后李蕤所写十余篇灾区通讯，皆用笔名“流萤”。除了这一次，这笔名再没有用过。
每个在灾区度过的夜晚，对李蕤来讲都如同煎熬：“过去灾荒年，说人都易子而食，现在竟然有自己吃自己亲生儿女的。有的人手上还稍微有几个钱，恐怕死了叫人家给吃了，请人把自己活埋了。也有的全家人，把家里可吃的东西搜罗出来，大家吃一顿饭，集体自杀的。”
从巩县到汜水途中翻过的大山“虎牢关”坡下，李蕤邂逅了一个孩子，戴狗头帽，独自走着。“旁边还有逃荒的都劝我爸爸说，你看多好的小孩，还是个男孩，你把他给收了吧。我爸爸就心想，他去采访，怎么能带着一个小孩呢。所以我爸爸说只能是看着无可奈何，但是心里头真是难受。”宋致新回忆道。
这个“一岁多的孤旅”最后是死是活，李蕤不得而知。在随后发回报社的一篇通讯中，李蕤写道：“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1943年5月，《前锋报》社把李蕤以“流萤”为笔名发表的十多篇灾区通讯结集为《豫灾剪影》，社长李静之亲自为该书作序，说要借这几篇文章，“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真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
2012年春节过后，身在北京的赵致真（李蕤长子），通过远在美国的朋友，购买到1943年3月22日登载白修德《等待收成》一文的英文原版《时代》周刊杂志。
深受父亲的影响，赵致真毕生从事媒体工作，并始终关注河南大灾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是白修德河南灾区通讯国内最早的译者，多年前就通过参阅电子文件，把白修德发表于1942年10月26日《时代》周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和后来的《等待收成》译介到了中国。
谈及自己的父亲和70年前奔走穿行在河南灾区那条“无尽长的死亡线上”的一代中外报人，赵致真说：“作为新闻记者，记录历史是他的天职。往往有些小人物，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他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凤凰卫视纪录片《大河之殇——河南大饥荒70周年祭》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