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看了《特赦1959》，最近又在看《伟大的转折》，突然发觉最近几年的主旋律电视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无意”去吸引观众。无论是布景、服装，还是镜头语言、剪辑方式，还是人物形象、台词设置，乃至整体的剧本安排，都相当的佛系。不会像其他电影、电视剧一样，从开头到结尾都写着：“快来看我！快来看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守旧、落后。诚然，与其他作品相比，有时甚至显得幼稚，但是2001年播出的《长征》也很有谋篇布局，并不似现在这样。

可以换个角度理解。看《大军师司马懿》这样的电视剧，人物是鲜明的，矛盾是巨大的，心情是激动的。缺点也很显著，那就是对历史极度简化，将复杂的历史局面人为分割为相互斗争的两派。看《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电视剧，心情也是激动的，一则是演员功力深厚，二则是展现了广阔宏大而纠缠混杂的历史局面。相应地，它讨论的事件集中，历经的时间很短。那么，如果要进行长河式的叙述，同时又试图保持历史的复杂面貌，应该如何呢？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成功案例极少。历史都是叙事，与历史相关的叙事作品就更毫无疑义的是叙事，只要是叙事就一定需要人为地设置一条逻辑线，设置一个开头和结尾，蕴含某种意图。赛义德说，历史并没有一个“起源”，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开端”（beginnings）。但是当出现作品中时，则不得不从中选择一个，把它放在线头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

然而，在《特赦1959》中，的确有一个开头：叶立三在树林里逃跑，制造了一丝紧张氛围，王英光很快抓住了他。开头的镜头表现，与整部剧的大部分镜头都不太一样，情节之间缺乏相关性，叶立三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独特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它也的确有一个结尾：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见到了同样被特赦的溥仪，与领导相谈甚欢，未来生活一片光明。这自然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只不过溥仪的出现稍显突兀，整个结尾与先前的故事相比也缺乏力度和高度。

也就是说，《特赦》的结构是离散的，而非整一的，中间的故事也没有明显的段落划分，甚至也很少从头到尾把一件事、一个矛盾讲清楚，往往是不断的插叙，不断的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遵循的基本上只是时间顺序，某一段时间里（比如抗美援朝）有时会存在一个主题，但是并不绝对，编剧从来不担心离题，因为他考虑的只是历史的前进。

这是一种坏的结构吗？或许。但是也可能是一种相当有趣的结构。

王耀武在剧中给学院宿舍写了一副春联：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

横批：全都来了

人生无非如此。历史无非如此。全都来了，再加一句全都走了。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并不会留下一条可追寻的清晰的线，大多数时候，只是偶然相遇，又偶然离别。从这个角度来看，《特赦》也未必不是表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观。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特赦》在结构上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东西，但是在思想层面，它的主题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不需要看这部剧，也能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

问题在于，在剧中，这个主题也面临着一丝危险。

从共产党这一方面来看，人物的设置，无论是王英光，贺春年，胡大树，梁冬芳，身世过往、性格特点、矛盾纠葛，都是非常老套的，几乎一目了然。唯独吸引我的，居然是王英光这个角色，非常深刻地展现了什么叫做“理解政策能力强”，什么叫做一种好的领导方式。而梁冬芳则依然是纯洁的天使形象，增添了一些革命女性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突破。

这样的安排本身无功无过，不过与国民党人相比较起来，就有了很大的问题。无论王英光、徐高平有多少感情戏，他们的形象都没有杜聿明、王耀武、黄维、康泽、刘安国、蔡守元等人丰富、立体。这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剧中并没有实际表现任何国民党残害共产党的画面，所以的追责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真实出现的战犯从一开始就是受难者、失败者的形象，不免会引人同情。甚至连周养浩这样的特务，在脱离具体语境之后，也只是一个戴着小眼镜到处晃悠的聪明人，当他失去了危险性，心理感受很快发生变化。陈瑞章夫人来探视，几位戎马一生的高级将领穿着蓝布袄子在隔壁房间唱起了爱情小调，眼神落魄而哀伤。全剧最动人的或许就是此处，甚至可以说最有历史感慨的也是此处。随着对政策的理解加深，随着对他们每个人性格特点的认识加深，随着对历史局面复杂程度的了解加深，战犯们越来越成为“自己人”，越来越被人接受，于是矛盾消解了。

从历史上看，矛盾消失是好事，从作品中看，矛盾消失就有可能会引发对主题思想的反省和怀疑。

王耀武成天把马列主义、毛主席挂在口边，本身就是一副滑稽图景。当他对着陈赓说你威名远播海内外，建立了无上功勋的时候，他已经不只是擅长左右逢源了，而是会让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相比之下，黄维的固执、天真，倒显得真实、可爱、有情有义。人固然往往贪生怕死，但是死未必是最可怕的。思想上的改造，其残忍性也未必比不上身体的折磨。而究竟改造了没有，是真信仰还是假信仰，几乎是无法判断的。以千秋论，心甘情愿走向胜利的一方，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正义的选择；而以百年论，如果不计较这一身的荣辱得失，又何必改换门庭、改宗明义？

在电视剧中，主旋律一路凯歌，唱到了最后，这是意料之中的。引人注目的，是在其离散的结构之中，在其还原历史的尝试之下，许多潜藏的东西，矛盾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探出头来。主流之下，潜流也生机勃勃。不能说这是编剧的失败，我想这本身并不是编剧有意为之。不过，为文本提供“多义性”，提供多元阐释的可能，或许正是编剧“无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