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聚焦苏格兰精神病专家罗纳德·戴维·莱因(R.D.Laing)，他对患有精神障碍病症的患者采用了多种勇敢大胆的治疗方式，在60年代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他创造了将麦角酸酰二乙胺融入实验中、最终形成一种名叫“Metanoia”治愈形式的革新方法，在当时的医疗界引起轩然大波及无数论战，也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看待心理健康问题的观念和态度。

在今年五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公映了一部2016年的英国传记电影<Mad To Be Normal>(国内翻译为《疯癫之翼》)。电影于2017年格拉斯哥电影节首映。讲的是一个格拉斯哥本地的精神病学家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人。 (内含剧透)

R.D Laing是一位苏格兰精神病学家，生于格拉斯哥。在英国陆军服役期担任精神病医生的职位。退役后回到格拉斯哥皇家精神病院(Glasgow Royal Mental Hospital)任职，期间参与了不少侧重于存在主义思想的讨论研究。后来又南下伦敦在当时著名的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接受了精神疗法培训。离开塔维斯托克诊所后，Laing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费城协会(Philadelphia Association)，目的是要发起一场对当时诊断和治疗心理疾病手法的革命，从而改变人们看待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方式。他们不止满足于对已有的研究治疗手法提出新的假设，更是要改变现有的模式。早在16世纪，通过药物诱发癫痫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就已经得到使用。到了十八世纪，《伦敦医学期刊》里已有对癫痫诱导法 (seisure induction)治疗应用的记录——那是电流运用到治疗中的黎明时期。通过电疗法治愈神经性失明、神经性痉挛等各类精神障碍的记录越来越多。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电疗法已经在英国的精神病院内普及。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Laing活跃的时期，虽然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s)——如盐酸氯丙嗪片(Chlorpromazine)的出现逐渐取代了水疗法 (Hydrotherapy)和一些精神外科手术，但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 ECT)和胰岛素休克疗法(Insulin Shock Therapy)都仍然是当下最流行的治疗精神疾病的方式——没有什么病不是这两种方式不能治的。胰岛素休克疗法就是通过给病人过量使用胰岛素从而诱发昏迷状态(coma)；而电休克疗法最经典的例子应该就是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里的场景。虽然当时的精神病医生也并不能解释ECT是如何对病人起作用的，但他们认为“既然结果看起来是管用的，那就用呗”。

盐酸氯丙嗪片的广告

西门子出品的ECT机器

《飞越疯人院》里给病人使用ECT的画面

《飞越疯人院》小说第一版封面。随着六十年代末期抗抑郁药(antidepressant)的成功研发和广泛使用，加之大众媒体对电休克疗法的负面描述，ECT的使用频率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开始在美国下降。美国卫生局局长曾表示在ECT投入使用的初期，因为没有配合麻醉剂的使用，确实有很多问题存在，但这个方法衰退的原因还是媒体的负面报道。 纽约时报将人们对ECT的负面印象则几乎全部归功为一部电影：“因为《飞越疯人院》里的护士长，它(ECT)就是象征恐惧的道具。在大众眼里ECT长久保持的败坏形象全部来自于Ken Kesey(原著作者)的小说：它是危险、不人道，且被滥用的。”

Laing是坚决反对这种盛行的正统疗法。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认为精神疾病并不是不能理解的，所谓疯狂和精神错乱，其实是人对于一个癫狂的世界作出的理性的反应(Insanity - a perfect rational adjustment to an insane world.)；而精神病医生有义务去感同身受地(empathetically)和病人沟通。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Laing在去美国为他的书做宣传时参观过一个精神病院，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十八个月没开口说过话的女精神分裂症病人，她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赤身裸体地坐在病房里来回摇晃。Laing见状也把衣服脱了坐到病人身边，跟着她的节奏一起前后摇晃身体，直到她终于开口说话。而当时精神病院内使用的所有抗精神病药物、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休克疗法在Laing看来都是阻断沟通的。这就促成了Kingsley Hall的产生。

Kingsley Hall

Kingsley Hall是Laing在伦敦东区建立的一个反精神病院公社(anti-asylum commune)。反精神病院的意义就在于病人和大夫是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病人有自己的小单间，门不上锁，出入自由；在公社里不使用任何精神病院的常规疗法，如果病人想要聊天，大夫们总会认真地去倾听；有的时候病人反而会给大夫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在LSD还合法的六十年代，Laing也在公社里推行LSD的治疗应用，因此被追随者们称为“迷幻药的马克思”(Acid Marx)

《疯癫之翼》剧照:病人和大夫在一起吃早饭

回顾西方历史，人们对于精神病的恐惧和记载可追溯到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初期。在经历了十二、十三世纪麻风病的泛滥和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的侵袭后，人们觉得是时候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害怕的东西了——那就是疯子。疯狂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交替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意象。

中世纪时的麻风病人被要求穿着让人可以辨认出他们疾病的服饰，并且需要佩戴一个可以提前警告行人的铃铛。

十四世纪时黑死病在欧洲的分布图

描绘黑死病爆发时期的伦敦的版画: <Two men discovering a dead woman in the street during 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 1665. Wood engraving by J. Jellicoe after H. Railton.

而在所有的新意象中，有一个甚为典型，那就是疯子们的大帆船——航行于莱茵区的河流和佛兰德尔(Vlaanderen, 比利时北部的荷兰语区)的运河之上。《疯人船》(Das Narrenschiff)是德语系诗人布兰特(Sébastian Brant 1485-1521)编纂的连篇讽刺诗(satires)。布兰特通过这个当时流行的意象，透过疯子的嘴严厉抨击了那个时代的恶习。疯子的概念在那个时代是用来使抨击教会合法化的最佳手段。自此这个手法从来没有失去它的大众特性。

《疯人船》(Stultifera Navis)于1497年翻译成拉丁语，每篇都配有插图，据说其中一部分版画是由丢勒(Albrecht Dürer)绘制的。爱丁堡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该书的拉丁语版。

丢勒为《疯人船》中的一篇讽刺诗《妓女》创作的版画插图

荷兰画家Hieronymus Bosch的寓言画(allegorical painting)《疯人船》(Het Narrenschip)，有可能是受布兰特的《疯人船》的封面影响而创作的。目前收藏于卢浮宫。

纽伦堡街头《疯人船》的雕塑

“……只有疯人船是曾经实际存在过的。”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ri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的第一章《疯人船》里写到，“因为的确存在过那样的船舶，在城市之间运载着它们的无理智货物。在那个时代，疯子们要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简直毫不费力。城市往往将他们驱逐墙外；人们让他们在遥远的乡村中奔走，不然就是把他们托付给商人和朝圣者的团体。这个习俗在德国尤其常见：15世纪前半叶，纽伦堡登记曾有六十二个疯子出现，其中有三十一位遭到驱逐；随后的五十年里，人们仍记下了二十一位被迫离开者；不过这里只牵涉到一些被市政府当局逮捕的疯子。 人们也经常把他们托付给船夫：1399年，法兰克福委托船员将一位裸身散步的疯子由市内带走；15世纪初，迈央斯(Mayence)也以同样的方式，将一位犯罪的疯子遣送出境。水手们有时候会食言，过早将这些讨厌的乘客送回地面；比如一位法兰克福的铁匠，两次被遣送，两次归来，最后被送往克鲁兹那克(Kreuznach)。 当时欧洲都市常有这类的疯人船靠岸。” (摘自三联书店2016年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我试图查找一些关于中国精神病院的资料，在网上(查找资料不应该局限于网络，不知道文史馆、图书馆里会不会多一些。以后需要改进。)发现的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中，一篇来源于《中国经济周刊》名叫《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的文章中提到：1898年，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比起欧洲，晚了将近五个世纪。但除此之外，这所医院的名字、现状等信息又一如其他与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医院相关的内容一样，无处可寻。文中还提到：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突破4%，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文章的刊登日期是2011年7月19日。此后鲜有这方面内容的报道。至于到了今天，2018年5月，这个数据变成了什么样，不得而知。我就回忆了一下，从小到大，关于精神病患者，在这里姑且使用我们熟悉的俗称：疯子——关于疯子们的记载多以谣传的形式呈现，通常出自隔辈儿的长辈或者保姆之口，往往和鬼故事有点纠缠不清。故事中的疯子总是就在那里了，从来没人问过疯子是怎么来的，疯子就好像一个独立的物种一样存在着。结局也无非都是“有一天疯子突然就消失了”，这大概是表达了不是疯子的人们对于疯子归属的一种美好期望吧。除了民间流传的关于疯子的故事，我相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在一个对精神疾病了解为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直到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我作为一个少年，才第一次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了有个东西叫抑郁症。但过了新鲜劲儿后，大家很快就转移了视线。那之后的几年里鲜有在哪儿看见或者听人再次提到这个词儿。08年的春天，我和一个朋友坐在百盛购物中心后头的小马路边儿上躲着抽烟。他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之前一直情绪不稳定，我爸带我去看了心理大夫，然后开了药。”“你吃Prozac？”我问。“我操你怎么知道！”他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我拿着小瓶子端详着：“我姨之前是大夫，她弄了好多这个，在家里推广。说谁状态不好就吃。小孩儿不听话也可以吃。”我把瓶子还给他，他塞回衣兜里，又掏出烟给我和他自己点上。我们坐在马路边上享受着晚春初夏的傍晚。当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吃得是副作用极强、并且在25岁以下服用者中自杀率很高的百忧解。这种越过倾诉倾听直接服药的暴力治疗方式在上世纪的西方社会还很常见，但2008年，我以为我们已经走进新时代了。Laing因为不主张给病人使用镇定剂而被许多所谓正统的精神病医生质疑。片中的一个情景是一位精神病院的大夫对Laing说：“如果不服用镇定剂，很多病人都无法获得安宁。”而Laing的回答让我只能听完倒抽冷气——他说：“你问问你自己。给病人吃镇定剂，到底是谁获得安宁。是病人，还是你。”就是在我和朋友交流百忧解之后的那个夏天，抑郁症好像就火起来了。虽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并没有得到人们真正的重视，但确实在一小部分文青中火起来了。我记得那会儿有种说法是“如果没有点儿什么毛病，都不好意思在豆瓣上混。”对此我有个解读。我觉得抑郁症之所以能在文青中火起来，和抑郁症不被重视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乍看来，抑郁症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轻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很多时候看起来确实好像就跟没事儿一样。在那个抑郁症只是等于难过的年代，人们在网上都忙着说朋友的朋友有抑郁症，朋友的朋友在吃百忧解。但没有人知道抑郁症是什么，没有人质疑过那药到底管不管用，也没有人问过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抑郁症。一切信息都是道听途说。有人在这个新潮流中自嗨着，有人在这个潮流中陷入了无助的黑洞。那时的我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质疑和疑问，我甚至属于把它看作耻辱的那类人：我曾无数次拿起电话想要预约心理大夫，但是最终都放下了电话，因为我跟自己说“如果我扛过去了，我就赢了。我不能认输去看大夫。”现在看来，到底是怎样一种无知的社会舆论造成了这种压力和羞耻心理，让人病了都不敢去看大夫。得了艾滋病应该都不会这样吧。但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局面。本来在十四世纪后半叶，性病一度有取代麻风病的趋势，成为新恐慌，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精神病。在精神病院逐渐代替麻风病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性病回归到了普通医院的治疗范畴中。梅毒一度还成为风流倜傥的代名词，接受水银疗法(mercury treatment)的人可以仍然露着满嘴银灰色的牙出入高端场所。历史的巨轮，就这么重复着。我记得小时候看见过濮存昕和艾滋病患者一起包饺子的公益广告：教育大众艾滋病不是通过包饺子传染的。但至今我也没见着谁去精神病院包过饺子。十年过去了，局面好像并没有有明显地改善。想要寻求心理方面的专业帮助，咨询手段比违禁品的购买还费劲——“我听那谁谁谁说他一高中同学那儿有个心理大夫。”确实有一部分人因为网络发达、因为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讯和信息。但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更让人觉得气馁：当年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还是如今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是发现有更多的人不能理解你。因为作为一切精神疾病根基的抑郁症，仍然处在疾病鄙视链的底层。人们就算不能理解，不愿意理解，也不敢对自闭症患者指手画脚，也不会跟精神分裂症病人说“都是你脑子里臆想出来的。”因为这不道德。但对于抑郁症患者，人们并不吝啬自己的医学见解，因为如今这是个较为普遍并且看起来很好理解的病。觉得好理解就代表真的理解吗？都说知识改变命运。精神疾病患者的命运如何改变？人体是复杂的。医学已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神经科学和思维认知呢？ECT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并且在初期是不结合麻醉使用的，到了2012年才几乎完全得到改变。截至2012年，中国有400台ECT机器，并且每年有约十五万次ECT治疗。中国临床实践指南(Chinese National Practice Guidelines)建议在治疗精神分裂、抑郁症和躁郁症时使用ECT疗法。虽然在2001年同性恋不再被归类为疾病，但某些机构仍将ECT用于性倾向转变疗法。至于具体数字，我只能说，不得而知。(那一个又一个的“该页面无法打开”让不是调查记者出身的我真的很无力。)我一直都特别迷恋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但我渐渐发现，我又何尝不是生活在我自己的维多利亚时期。虽然我们没有再用高压水疗法和摘除子宫来治疗患有“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女人。其实她们只是在婚姻生活中不被尊重不被满足的一群人。但“生完孩子了就别折腾了”在现在仍旧是一个很普遍的婚姻价值观。我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代。“你不是我们亲生的”是小时候听过无数遍的在家长看来无害的玩笑话。在把生育当成性的目的的文化里都无法坦诚地向孩子解释一个如此天然的事情，那又怎么去理解一件看起来不如生孩子来得自然的事情呢？我们关注身体健康，网上不但不缺乏关于保健养生的文章在流传，更不缺乏看见什么都信的人：油炸食品致癌，吸烟致癌，晚睡致癌，最近连喝星巴克都致癌。但有人问过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Laing对精神病学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把精神方面的痛苦(mental distress)和反常的家庭教育方式(dysfunctional family upbringing)联系到一起。“从出生那一刻起(…)，”Laing在1967年写到，“婴儿就开始遭受一种人们称之为爱的暴力行径，就像它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曾经经历的那样。这些爱的暴力行为主要是用来破坏婴儿的潜力。而这项生生不息的事业获得了经久不衰地成功。”Laing的理论是：精神错乱(insanity)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的反应。与其作为一个疾病出现，精神分裂症可以可以理解为两个身份互相争夺的结果。而两个身份分别是家庭给我们定义的身份，和真正的自我。当这两个身份从根本上就不同时，就会引发一个自我的破裂。电影的开篇Laing就讲了一个病例：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她的母亲的关系不好。在患者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只在她表现好听话的时候才会做出积极的反应，对她予以关爱。患者觉得自己不是被母亲关爱，而是被她闷死了 (“I was not mothered but smothered.”)。她觉得母亲就像一个黑太阳一样把一切生命力都熄灭了。但问题在于人们经常会将Laing的理论曲解为：家庭就是精神疾病的万恶之首。就好像Laing同时期的诗人Philip Larkin写得那首对家庭充满恶意的诗一样(“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电影里Laing说到：“我他妈从来没说过母亲制造精神分裂症。都是那帮想污蔑我的傻逼说的。”

不是所有经历反常的家庭教育方式的人都会得精神疾病，Laing曾经说过：“有的人生来疯癫，有的是后天形成，还有人则是被加害。”但是因为Laing的理论被曲解了，理论的可信度似乎受到了连累——人们根本就不愿意去相信精神疾病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抽烟，可是这个数据的偏差似乎并没有影响“吸烟致癌”的普及。一些国家的法律要求烟草商在烟盒上标注“吸烟有害健康”，并附上毛骨悚然的图片起到恐吓的作用。不得不说确实管用。那为什么不对精神健康做出一些预防措施呢？我此刻能想到的应该是乐器出售时需要伴有“孩子不愿练琴请勿暴打”的须知。人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就像人只愿意知道自己想知道的，因为实情才是最可怕的。Laing说过一段像绕口令一样的话，正好可以用来解读人的这个毛病:The range of what we think and do is limited by what we fail to notice. And because we fail to notice that we fail to notice, there is very little we can do to change what we fail to notice until we notice how failing to notice shapes our thoughts and deeds. （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范畴被我们不去注意的事情限制着。正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忽略了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去改变我们所忽略的现状，直到我们认识到我们忽略的事情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想法和行动的。）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很悲观。也许我们在精神健康方面的认识比西方社会落后了一代，也许落后了两个世纪，不好说。但我更愿意相信我们已经处在了自己的启蒙运动的黎明时期，因为有人开始注意到了我们之前忽略的东西。但这也并不代表这个黎明不是极其地漫长和黑暗，可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开始的地方。当我们羡慕西方社会在这方面的成就时，也不要忘了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曾经女人发表意见、表达不满就会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而被拉去切除子宫。

曾经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

对于一群人来说，这的确是一场看起来黑暗而没有尽头的战争。战争始于自我教育，因为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武装，如此才能教育别人，才不会在别人的无知面前怯懦，才不会让所谓的正常人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意义，进而因为别人的质疑去怀疑自己的价值。陷入这场战争的人也不应该为了个人福祉而战，而是为了无数个需要帮助而不得的人。在我短浅的人生经历中，我见过在噩梦中挣扎的精神分裂患者，见过躁郁症犯了没人陪伴只得抱着橱柜门寻求安慰的人，见过抑郁症爆发时暴食到吐的人。凭什么他们要被称作是不正常的人？就因为他们在比别人更努力地生存吗？曾经和一个跟精神疾病战斗过的朋友聊天，她说：“我后来想明白了。我凭什么要自杀。我凭什么要死。我每天活得那么辛苦，我还不再多享受生活中可以享受的吗？”仿佛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励志的话。但是再励志，有时也抵不过现实中的阻力。之前偶然听过一个艺术类的博士生说“念博士文凭的人是抑郁症患者最多的人群。”说得好像那是个彰显个人独特、把自己和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的标签一样。然而有博士文凭的人是抑郁症多发人群的唯一解释是：都念博了，就比一般人更容易接触到相关资讯，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也有经济能力采取措施。然而又有多少人，深陷病症的困扰，只是因为来自于所谓底层社会，在旁人看来痛苦仿佛天经地义。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很排斥反感文艺青年。因为文化艺术只存在于特定的场所，被现实照射时就原形毕露，只剩下无知的狰狞。隔着屏幕，在网络平台上，别说抑郁症，精神分裂、战后创伤都可以显得很美，只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大部分人把许巍的那首歌理解错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不是告诉你美好的东西要到远方去寻找，说得其实是任何事情都是距离产生美，只是看上去很美。Laing在《经验的政治》中说到：“如果人类得以继续活在地球上，也许未来的人们回头看我们的文明新纪元会觉得是名副其实的黑暗时代。他们会细细品味其中我们无法理解的讽刺。我们普通人称作精神分裂症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其实是光明通过裂缝开始照进了我们过于狭隘的头脑里。”这倒是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我们所处的现状，并且撒上一层绝望的色彩。

但是，不要放弃吧。

IT’S MAD TO BE NORMAL.

AND TO WIN A WAR, YOU HAVE TO ST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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