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年前回国，要见的除了女友，还有铜锣湾City Cinema Victoria的《拾芳》谢票场。熬过了长途飞行，进场时竟依然是奔赴演唱会现场般忐忑。硕大的荧幕播放着预告片，观众排着队上前与海报立牌合照，气氛热烈，想必大家的心也和我一样紧张。末了大灯一开，才知道原来观众席里卧虎藏龙，许多与梅艳芳同时期的艺人或后辈都坐在这里，静静享受这一个半小时的感动时光。

片名炼出一个“拾”字，电影确实是从“拾”开始的。梅艳芳去世前将财产交由信托公司管理，以支持家人生活。然几番争拗过后，信托公司决定变卖梅艳芳的遗物，以扩充钱库。郭羡妮饰演的Edith带领一班歌迷爬入垃圾箱，追到旧货店，将一袋一袋的“垃圾”收集起来，再把它们送还到原本的主人手中，电影便从这一件件“不值钱”的遗物的旅程展开。

有“拾”先有“藏”，影片实际上通篇都在强调Anita的“藏”。以Amy与Kiki的故事为例，前者既是Anita识于微时的老友，亦是受Anita歌艺打动的歌迷，纵然时过境迁，Amy决意离座，Anita却将二人一同追星时的合照和应援道具珍藏多年，此中藏的是对老友的真诚，也是对青春的怀恋。受Anita鼓舞进入娱乐公司工作的Kiki，发现工作中接触的明星从来不会把粉丝礼物当回事，顿觉心寒，随即脱粉，转行，却在多年后得知自己中学时送给Anita的手作相框，一直在Anita家中收藏，直至成为遗物。梅艳芳每次搬家都要留一个房间专门摆放歌迷礼物，这种行为可能并不容易被理解，梅妈妈也曾说，不懂女儿干嘛在保险柜里藏了一堆“垃圾“。经济社会一切看钱办事，名牌服装，首饰，钟表，包括如山的奖座，全部在富丽堂皇的拍卖厅里换成支票上的一个个零，而那些零碎的纸张杂物，不管当中含着多少真情，见证了多少感动，通通当成废品丢弃。媒体报道歌迷”拾芳“行动时一直带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八卦态度，然而歌迷完全无需以此为耻，反而能以有梅艳芳这样真心待人的偶像而满足甚至骄傲。

制作方面，各个篇章的衔接尚算流畅，大牌云集的卡斯反映了梅艳芳至今不减的影响力，意识和精神方面都十分出彩，加入了近年香港电影和话剧中常用的港式幽默成分，收获阵阵笑声。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由于预算有限，场景多数偏简单。叙述比较直白，如果导演在调度与剪辑上再加点功夫，会有更好的效果。现存的版本确实显得有些偷懒了，例如台词欠修剪，镜头使用过于呆板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感染力。朴实无华的台词使得演员表达方式的差距十分明显。例如Perry一节，韩马利，杨英伟，郑子诚这些老戏骨的围剿下，初次出演电影的黄荣杰只能说是完成了作业。不得不佩服韩马利，杨英伟两位，尽管台词平实，他们却能自然地将场景支撑起来。饰演学生的小演员们表演略显程式化，但都十分可爱。相信新人演员们有更多进步余地。

影片提出了流行偶像是否能登大雅之堂，是否能成为文化代表的问题，答案需要结合各个故事来总结。Edith在梅艳芳的光芒照射下得到成长，Perry从梅艳芳身上找到了向父亲展现真实自我的勇气，本身就能说明拥有极高人气的流行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影片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主创者并不排斥梅艳芳作为流行偶像的身份定义。现实中有太多艺人联同粉丝争相为自己冠上“艺术家”的名头，极力排斥“偶像”的称号，个人认为并无必要，一是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否认了流行偶像的价值，二是将自己打扮成别人，无异于自认沐猴而冠。

所谓流行偶像的价值，在《拾芳》里可以分为艺人形象对公众的启发，与艺人对社会的直接贡献两方面。第一种价值的体现贯穿全片，尤其是在Perry的故事里，比赛现场那场戏里的diversity色彩上。现实中同性恋者艺人未必能成为gay icon，而gay icon不需要是性少数群体的一员，反而是女性总会与性少数人群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女权组织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反过来Lady Gaga也表示曾从LGBTQ群体获得过巨大力量。尽管现实中男同性恋者对女性的态度尚需分类讨论，大背景下diva常常成为gay icon的说法也早已不新鲜，原因是diva作为女性，在男权社会打拼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容易让同为弱势群体的LGBTQ人群找到共鸣。梅艳芳冲破逆境获得成功的人生经历，加上其极具魅惑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公认gay icon并非偶然。电影很好地利用了实际例子，虽然Perry的话剧表演不足以充分说明这是一次出柜行动，这种解读也未得主创人员证实，他的做法却已经有力地强调了摒弃刻板印象，为diversity欢呼的观点。除此以外，现实中，梅艳芳以她热烈的曲调，大气的唱腔，大胆的歌词，塑造了热情奔放，拥抱自由的女性形象，为八十年代渴望冲破传统的香港人树立了榜样，甚至可以说是妇女解放中重要的一环。至于时常被媒体津津乐道着少女们模仿梅艳芳的速食面发型，西服大垫肩，以及人民大会堂表演后风靡北京街头的短裙，公众追捧模仿梅艳芳这种表象实际上反映了梅艳芳作为女性公众人物对社会的正面价值。

第二种价值集中体现在Ken的故事中。Ken在申请音乐学院前夕被SARS风暴夺走了父亲，同时还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和对音乐的热情。而后得到由梅艳芳发起的茁壮行动的资助，重燃信心，获得了美国音乐学院的offer。影片结尾呼应开头，已成为国际级演奏家的Ken从Edith手中接过他当年写的感谢信，拨动琴弦，把音乐献给助他重回学堂的“长腿叔叔”梅艳芳。SARS是香港人共同的痛，像Ken一样的青少年又何止一二，几天前还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转眼变得孤立无援。而梅艳芳呢，在自己的病和SARS的夹击之下，硬是挺着腰站了出来，奋力要给灰色的天空带来一点光亮。明周颁给她“致敬大奖”，她说受之有愧；1:99演唱会结尾致辞，她嘴里仍是不停喊多谢，帮助更多的人便是她的信念。导演梁柏豪在演后谈里说，梅艳芳叮嘱茁壮行动的审核人员，只要是来的人都要让他们通过，所有申请者我们都要帮。也许是她从小对捱苦太熟悉吧，等自己有能力了便再见不得别人苦，这就是“善”的含义。为善人间，鼓舞精神，梅艳芳自然当得起“香港女儿”的称号。

《拾芳》绝对是真诚的，纵然是歌迷的发起的计划，却有超出预期的质量，否则也不会获得如此喜人的上座率，作为歌迷，对这部影片自然是心怀感激的。从歌迷组织孜孜不倦的筹备，到Anita不露脸的设定和江欣燕的配音，再到片中硕大的耳饰，戴在右腕的手表，种种细节中就能看出心思。每一个故事的主演都亲自与原型交流过，以确保人物塑造的准确性。整部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Amy的故事。或许会有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责怪Amy绝情，然而世事本无“应如何”，人各有命，只有真真切切流逝的时间能告诉我们人间的模样。就像离开人世十多年的梅艳芳仍能以《拾芳》这部电影被人重新认识，就像多年未见Amy的Anita，原来一直珍藏着那少女时代的纪念品，珍藏着那份从不被提起，却曾毫无保留地带来过温暖的友谊。阴差阳错般的，跟电影里说的一样，现实中Amy的原型碰巧是Edith同事的母亲，两位与Anita各有相关的人就这样被联系起来。事实上文艺与现实的联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紧密。电影院里，Amy的原型和编剧一同坐在我的前面一行，阿姨扎着朴素的马尾，青丝中已有点点斑白，如果阿姨心中果如影片说的那样仍有戚戚，那在影院中与满场爱Anita的人分享笑与泪，也许已是一个出口。主创团队还多次邀请Ken的人物原型观看此片，虽由于伤痛极深未能成行，他能敞开心扉与公众分享他的故事，已属可贵，因为讲述梅艳芳的故事，表彰梅艳芳的成就，并非只为给这位传奇巨星歌功颂德，更多的是宣扬她的精神，给世界予大爱，启发更多的人，这样便是片中所说的香港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