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自扶贫一线七个真实故事。这七个故事分别对映大时代背景下国家不同策略的扶贫模式：保险扶贫、绿色扶贫、教育扶贫、农村电商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以及科技扶贫。《托付》扶贫干部杨华峰来到新疆的村里工作，偶然间发现了一群热爱篮球的孩子，却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球场，因此让孩子们的梦想成为幻想。杨华峰将孩子们的梦想托付给自己，下决心在沙漠里建一个篮球场。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却在杨华峰和球员阿里甫等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之下，齐心协力，排除万难，最终让这座沙漠球场顺利建成，热爱篮球的少年们，终于迎来了梦想上的第一缕阳光。《守桥》湛江综合治理项目的负责人胡学肩负着重要的指示来到村里，拆除村里的最后一座老桥，但守桥的张老头坚决不答应胡学拆桥，于是胡学和张老头斗智斗勇，可是胡学用尽一切方法都没有说服张老头。洪水再次来临，胡学为了保护张老头的安全，自己不慎失脚坠入...

那些我们所见的阳光明媚和进步，背后都有人在负重前行。

以往的观影经验告诉大家，似乎只要遇见主旋律电影，失望之情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观众早已经不满足主旋律电影的“英雄人物＋家国情怀”固有套路了。伟光正的英雄离他们太遥远，相比之下，大家更喜欢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一些故事，那些默默无闻却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人民，才能真正走近观众的内心。

所以当《我和我的第二故乡》的项目策划书摆在创作团队面前时，大家都犯难了。这个电影似乎集齐了影片所有“不好看”的因素：主旋律、扶贫、农村、真实案例、贫苦……

这部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年背景下的电影，要怎么拍才好看？

真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第二故乡》主编剧欧阳十三带着团队讨论了很久。当时参与创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以90后为主，有人在翻看资料的时候提出疑问“中国真的还有农村没通电吗？”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反思，真正的底层人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些年一说到扶贫，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日新月异的新中国面貌和变化上，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跟情感诉求反而被忽视了。从不同维度去记录和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成了主创团队的共识。

有了这个前提后，我们开始采访大量扶贫干部、翻阅了厚厚的扶贫工作档案资料，最终选取了七个故事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各种各样情感的记录：有远赴新疆为孩子实现梦想奔走的师生情、收养倔强孤儿“互不对付”的父子情、守着老桥不愿拆迁的思亲情、为妹妹放弃学业的姐妹情、城市孤岛女孩异乡遇知己的朋友情，还有留守儿童渴盼家人的父母情。

正是这些小人物的七情六欲，才构建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真实世界。

以真实案例和人物改编的电影，本身就具有厚重的情感力量，它们是被影像化的真实，观众很容易有代入感。比起被设计的剧情，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真情。

但难度也在这里，真实的情感，需要艺术的讲述手法。

在这些真实案例中，以臧金贵的事迹改编难度最大。他是中国早期扶贫干部中非常杰出的典型，在云南极具声望。臧金贵上任期间收养了十多个孤儿，独力供养他们上学。后来他因操劳过度，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妻子没有忘记丈夫的遗愿，依旧坚持供养那些孩子求学。十多年后，其中一名叫做山吉文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当地第十八代扶贫干部。

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打动人，既有父子深情，又有信念的传承。所以我们一开始打算以《传承》为题，真实还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问题很快就来了，臧金贵的死给故事定了基调，不可避免地走向悲苦。

“一说扶贫两把泪”是我们最不愿意写、也是观众最不愿意看的。为此，我们重新调整思路去设计故事。臧金贵已经被大家固化成了奉献牺牲式的英雄，如果影片还去讲他做了哪些功绩，很容易变成表彰仪式，故事性就会很弱。最终我们决定切换视角，以孩子的角度来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

“我爸跟我说了，把你们都劝去学校上学了，我就可以不上学！”

故事以一个近乎荒谬的打赌开始，叛逆的山子为了逃避上学，跟父亲约定，只要把其他失学儿童找回学校，他就可以不上学。所有人都质疑这位父亲的做法，但父亲没有解释，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引导山子走进生活的真相。故事结尾才揭示这一对父子真正的关系和隐藏在山子心中的秘密。导演周久钦在拍摄过程中，选取了当地孩子做演员、充分利用了云南明媚的风光特色，极力还原这种真实感，呈现出一个充满童趣、阳光的故事。

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其他几个故事的创作中，也进行了反复地调整和修改。主创团队需要透过资料上冰冷的数据、扶贫业绩档案，去挖掘真实的人性。那些将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扶贫地区的干部，他们不再是被挂在墙上被悼念的伟人，而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嬉笑怒骂着朝观众走来。

当主旋律人物不再完美时，故事就有了真实的底气。

困难

为了避免因为一位导演的审美框架影响整个电影的呈现，《我和我的第二故乡》最终采用了由姚明等参演，七位导演分别奔赴全国各地拍摄的方式。观众在一部影片中能看到不同导演的风格呈现，每个故事在围绕主题核心的同时，呈现出不一样的新意。

但是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今年疫情反复的影响，原本预定在八月底开机的档期，不得不一直往后延迟。童辉导演去到甘肃拍摄《绽放》时已经错过了百合的花期，蓝志伟导演执导的《小目标》也没了辣椒挂满枝的画面。

《传承》拍摄期间，周久钦导演去到云南没多久，当地就爆出新的疫情来，整个剧组都险入僵局，同样困境的还有新疆篇的《托付》。很多演员担心拍摄完回京后需要隔离，最终没能参与，剧组只好临时更换角色；

代艺霖导演在拍摄贵州篇《守桥》时遭遇泥石流，剧组的车根本没法进到山区，最后只能调整场景。阎阔导演的团队在拍摄《姐妹》时，被困在大凉山浓雾中一整晚；

胡巴音导演在陕北拍摄《云》时笑称，乡下没有酒店，晚上睡觉时看着天花板一个个往下掉虫子，似乎误入了一个“昆虫王国”……

这期间还有更多的艰辛和困难，但总算克服了。就跟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爬山涉水、打怪升级，最终终于完成了，它是我们几百上千人的心血，力求在记录小人物命运的影史上，留下真实的一笔。

很多人会问《我和我的第二故乡》跟《我和我的家乡》是什么关系？它们都是扶贫主题下的创作，但显然又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不为展示那些家乡巨变和丰功伟绩，而是落在一个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身上，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和情感。那些我们所见的阳光明媚和进步，背后都有人在负重前行。

《我和我的第二故乡》讲述的，正是这小小的、艰难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