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推翻政府犹豫不决，被迫在西伯利亚工作。 1860 年代在圣彼得堡，他让自己卷入了一场暗杀王室的革命阴谋。他试图挫败这个计划，所以他接触了年轻的恐怖分子，他们的自由观念和行动决定实际上是受到他的工作的启发。 . . .

这部电影描述了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了取材，在精神病院与革命党人接触后，知道了一个恐怖袭击的计划，他想办法去找相关人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另一方面，影片里也以倒叙的手法描述他年轻时因叛乱而差点命丧刑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往事。
依电影里剧情所给的线索，这部片发生的时间可能在杜氏完成《罪与罚》这部巨著前，因与无良出版商订了不平等合同，为了不被罚巨额的违约金，必需在一个月内履行这个合同。于是他雇用了一名年轻的女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及时以口授方式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赌徒》，后来速记记上了床，安娜成为他的老婆，当然在这几年，杜氏仍然沉迷于赌博而到处欠债飘泊，但安娜仍然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得跟着他，可算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日子。而片子里另一条线，他追查并设法阻止恐怖攻击的故事，其实是用了他几年后一本小说《群魔》中的段落，《群魔》的主要情节取材于报上有关一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的报导。当时莫斯科的一名大学生被他的革命同志所暗杀，因为这些人怀疑他想要出卖他们。这两个部份的剧情构成这部片的主轴。
走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仿佛就是在巨大的精神病院，出现了许许多多充满对立的人性，而这对立又矛盾的人性又常常是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在作品里先给读者留下这些心理线索，慢慢描述这种性格在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时，如何歇斯底里进而几乎要精神崩溃。在电影里编剧即用了"精神病院"这一剧情隐喻，杜氏与革命党员在精神病里的对话，革命党员自叙自己受到杜氏作品所影响，因此他愿意告诉杜氏这件阴谋，杜氏从嗤之以鼻，一直到那些话萦绕在他心头导致心情崩溃；回想过去他年轻的经历后他决定介入这事，一边要想办法阻止这些事一边还要在六天之内写出小说还给书商，(电影里把一个月改成六天，时间更紧迫)双线进行的剧情。
一般认为俄罗斯精神里有所谓的救世情结，这种情结从过去认为基督教在俄罗斯大地复兴，自诩为"第三罗马"开始，伟大的俄罗斯保存了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并以此为精神武器，为了要将上帝的福音广传大地，俄罗斯民族有拯救世人的历史使命感。这种情结到了十九世纪分为两种思想：东正教里基督的救赎观在文学里的复兴，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及妥尔斯泰，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无不见到对身为俄罗斯民族而自豪，并要复兴俄罗斯的愿景，并且，在他们作品的人物中，在绝望，苦难，全然的败坏后都只有靠着基督的爱与救赎，以及因基督的爱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饶恕，才使这些陷于苦难的精神再度得以超升；这两位作家都代表着在当时，随时面临动荡，人心浮燥时的一种保守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是从传统的基督教精神而来的。
另一个受影响的是无神论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物论的思想开始在十九世纪兴起。在当时俄罗斯已经显著的落后西方国家许多，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焦虑，凭什么那些西方接受资本主义这种落后思想制度的国家会赢过曾经伟大的俄罗斯那么多，难道不是因为腐败的沙皇以及宗教思想的禁锢吗？当时的知识分子如巴枯宁、别林斯基等人认为只有推翻皇室，消灭东正教才能彻底解放思想，进而建立人间天国；俄罗斯民族有这种使命做革命的先锋，并推广到世界上。但可能要令这些激进者沮丧的地方在于，他们这些从内心油然而生的使命感，仍然是从受基督教影响的俄罗斯精神而来的。
大凡激进思想者或革命者都有一种自负，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懂得什么叫公理正义似的，不认同他们的，都被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所唾弃。杜斯妥也夫斯基年轻时也曾经是个激进份子，被补后鬼门关前走了一回，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时唯一能看的书是《新约圣经》，影片里也描写了他在那段时间的遭遇及心境转变，一般认为他在这段时间内让他对基督信仰里的苦难观、拯救观、自由、罪及赦免等有更深的理解；过去的激进思想已慢慢转为保守，对信仰的更深认识让他能够用信仰的角度响应对既有秩序的尊崇和社会救赎的信念。
但人性毕竟是软弱的，就算是虔诚的信徒都有可能跌倒，回到正常社会，写了几部出色的作品小有名气后，杜斯妥也夫斯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再度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也许就是人生几次的大起大落，让他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写出的每一部作品无部拷问着人的良心与本性。
在影片中，老成之后的杜氏之所以偏执得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并想办法与革命党人对话，正是因为他体认到了一点：通往美好未来乌托邦的方法绝对不是暴力，正如影片中那位受早期杜氏作品所影响的革命党人也自承，面对苦难，杀人只不过是最低级反应。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承受了世人的罪，使得世上的任何苦难都再也不值得一提，「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战胜了世界」耶稣曾如此的宣告，正因为这种信仰内生的力量，信徒在主基督里能够勇于面对战胜苦难，这些苦难反而成为我们经历信仰的工具。
曾经有类似经历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很清楚这一点，激进份子认为受压迫的罪孽只能用血来清洗；但杜氏并不这么认为，他深知这些唯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方能洗净，一切唯有靠着基督；在片中他说「我终其一生都在反对用理性与革命来建构完美大厦的冲动」，对他来说，革命的理想若离开信仰，就是一场灾难；「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若不是那天上来的永恒价值，一切思想价值观都无法成为人类的精神依循，就如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共产革命，起初很有理想，但弃绝了支撑俄罗斯精神背后的那些基督信仰，导致精神真空道德危机，最终成为了一场灾难。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学成熟后，作品里面总是充满对永恒观的问答：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苦难；人面对苦难有什么反应；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份苦难是神所应允，人是否配得承受这份苦难，在作品里不断反复得辩证，人若选择这条通往永恒的道路，苦难有什么意义？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唯有领受了基督的爱，因着神的爱，世人得以做出爱与饶恕，面对再大的苦难与委屈，唯有爱与饶恕才能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真自由。正是基于这个价值观，所以他才会不顾一切力图阻止这次恐怖袭击。
其实这部电影让我有点讶异的地方在，他是部意大利电影，全片也是用义语发音，当然以一个异文化却要试图诠释一位充满俄罗斯精神的作家(或思想家)难免有些隔靴搔痒，比较可贵的地方是，导演准确得把握了这位作家在六天里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描述了他与女速记员之间感情的产生；另方面也表达了杜氏思想里那些关于苦难与自由间关联的主题。